1949年12月9日博星优配,两位神秘的越南特使带着几条异常沉重的大红鱼和一封越南主席胡志明亲笔写的信件,抵达香港与中国方面的相关负责人会面。
这条大红鱼的肚子里,巧妙地藏匿着一大笔黄金条。由于越南币与人民币之间并无法直接兑换,特使们便决定以黄金作为支付工具。在途中途经一个港口时,他们突发奇想,将这些金条藏进了当地特产——大红鱼的肚中,瞬间大大提高了这笔巨款的安全性。
特使的衣服夹层里,还藏着一封胡志明写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笔信:“恩哥、颖姐:弟与哥姐相别十年了,时时思念……敝店生意兴隆,正欲争取机会,力图打败敌方,特派亲信赶来求你们帮助。”
展开剩余80%胡志明之所以派遣这两位特使来中国寻求帮助,实际上是因为越南正遭遇着无法解决的重大困难。
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刚刚宣告成立不久,美英两国默许法国军队在西贡登陆,正式拉开了越法战争的序幕。当时,法国的军队多达8万人,而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军队仅有4万人,不仅兵力相差悬殊,而且武器装备远远不如法国。身处这种危急时刻,胡志明急忙派出使者,带着请求与新中国建立联系。
为了表诚意,1950年1月,胡志明亲自带领6名助手博星优配,穿越越南丛林,艰苦跋涉了半个月,终于于1月25日到达了广西南宁。当时的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和驻地的第2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热情招待了这位老朋友。
胡志明与陈赓是多年的故交。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大革命时期,胡志明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与秘书,频繁往返于黄埔军校,积极参与与越南青年活动的联系。通过周恩来,胡志明结识了黄埔军校“三杰”之一的陈赓,两人共同参加了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基于两人深厚的友谊,以及对陈赓军事指挥能力的信任,1950年6月,中央决定派陈赓率领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军实施边境第一阶段战役,以突破中越边境的障碍。
1950年7月7日,陈赓和顾问团乘坐的小火车悄然从昆明出发,向南行驶。出发前,陈赓和还不到百日的小女儿依依惜别。车厢内,他紧紧贴着窗户,目送妻女的身影渐行渐远。车外的景象让他不禁有些不好意思,看到路边人们的目光时,他羞涩地缩回了头。
7月19日,陈赓终于踏上了越南的土地。由于正值雨季,道路泥泞,许多地方难以通行。陈赓只得下马步行,他的双腿因年轻时受过重伤而异常疼痛。行至清水河时,体力几乎耗尽,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付出了些许国际主义的代价”。
胡志明对这位老朋友待之极好,派来了两辆装满水果的车,随时为顾问团提供食物和水。天性幽默的陈赓笑言:“五小时一小宴,十小时一大宴;上马香蕉,下马柠檬。”
与这些愉快的膳食时光相比,越南军队的现状却令陈赓深感忧虑。越南军队的指挥官们根本不理解“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和“争取战场主动权”之意,他们头脑中满是占领城镇的想法(或许那样看起来更有成就感)。尤其是在获得中国援助后,越军一度盲目乐观,误以为全境解放指日可待。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陈赓对越南军队的优缺点观察得入木三分。他们有高昂的士气和较高的学历,但也有一系列的不足:营以上干部实战经验少,指挥思路贫乏,总是依赖外援解决问题,缺乏独立自主的作战思想。
在越南通往中国广西边境的公路上,便有一个战略要地——高平。作为第一阶段战役的关键目标,掌握高平能确保从中国到越南的援助物资畅通无阻。因此,越军的指挥官们急切地为攻占高平做准备。
为了了解高平的防御情况,陈赓派出了得力干将吴效闵,进行详细侦查。吴效闵在大雨中仔细观察高平,发现这座小城虽然面积不大,但背靠大山、三面环水,周围的障碍设防十分严密,而且法军已经增兵三营,防守异常坚固。他急忙电报陈赓:“高平不好打。”
然而,越军的决心依旧坚定,武元甲指挥7万民工冒雨抢修道路,急忙运送弹药和粮食,准备投入战斗。面对如此迫切的情况,陈赓并未选择高平,而是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战术:“我们不攻高平,攻东溪。”
武元甲被这个决定弄得有些愣住了,高平是个重要目标,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不起眼的小镇?
陈赓耐心解释道,东溪地理位置非常关键,位于中国边境和高平之间,距离法军据点七溪仅有25公里。如果此时攻东溪,法军必定感到高平危在旦夕,派兵增援。如此一来,越军就能在野外伏击,捕捉法军的援军。等到法军增援被歼灭后,再攻高平就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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